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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与印刷:中共领导下中央印刷厂的运营(1931-1945)
2019年11月28日 09:31 来源:《湖北大学学报:哲学社会科学版》2018年第2期 作者:魏文享 陈春兰 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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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内容提要: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开始筹建印刷所,以推进革命宣传工作。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,中共既在国统区继续组设地下印刷所,又于革命根据地设立印刷厂,1931年在中央苏区建立的中央印刷厂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印刷机构。抗战时期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,作出决策,重建在长征时期被迫解散的中央印刷厂。中央印刷厂通过引进与自创的方式来推进印刷的工业化,但与商业印刷的资本主义路径不同,中央印刷厂由中共直接领导,生产系以革命为志旨而非以盈利为目的。厂方与工人并非单纯的雇佣和被雇佣关系,厂方通过工会对工人进行政治与生产领导,工人在生产运动、技术革新等方面为革命宣传提供支持。中央印刷厂是中共建立自主性革命宣传能力的重要基础。

  关 键 词:革命/印刷/抗战时期/中央印刷厂

  基金项目: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资助项目:16ZDA131;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(人文社科类)重大培育资助项目:CCNU16Z02011

  作者简介:魏文享(1974- ),男,湖北安陆人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历史学博士,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;陈春兰(1990- ),女,湖北麻城人,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2016级博士研究生。

   

  近代新闻出版业的突飞猛进与印刷行业的工业化息息相关,“印刷之于报社,匪特为重要部分,抑且为根本基础”[1]215。印刷业的资本主义化使出版业拥有更为强大的产业与市场影响力①。著名出版家王云五认为:“印刷与文化有绝大的关系。欧洲自印刷术发明后,因书籍引起文学革命与宗教革命。因报纸引起十九世纪政治上商业之革命。我国发明印刷术最早,故文化发达亦最早,就近代来说,自西洋印刷术输入后,由手工印刷一变为机械印刷,有此广大传播的利器,故文学革命运动和中山先生的民族革命运动得以深入人心。”[2]关于出版与印刷的关系,陆费逵曾言,“我国习惯,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,向来界限不分”[3]。实践中,新闻、报刊及出版机构往往自设印刷厂,以便争抢时效、降低成本。但随着印刷市场之扩大,出版机构附设的印刷厂也常对外营揽业务。顺此潮流,独立经营的机器印刷厂也不断增多,惟印刷机器及纸张多依赖进口。

  在近代中国政治与革命的宣传潮流之中,机器印刷带动的宣传效应更不亚于战力军备,从而为各派政治势力所重。1939年,毛泽东视察中央印刷厂时曾就印刷宣传的力量说到:“办好一个印刷厂,抵得上一个师。”[4]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其独立的新闻宣传体系的过程中,一直重视建立自主的印刷工业体系。不论是前期的“地下”印刷所,还是后来的根据地印刷业,中共的印刷事业一直存在原料、设备、专业人才的缺乏等问题,同时还遭受敌对政治势力的压制与破坏。但鉴于印刷对革命宣传具有的战略意义,中共始终高度重视印刷业,坚持自主印刷的办厂方针。由于多方面的缘故,保存下来的中共印刷事业相关资料很少且不成系统,这些少量的资料很难与印刷宣传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相匹配。在中共创办的印刷所或印刷厂中,中央印刷厂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。目前,学界对中共根据地印刷事业已有一些研究②,但遗憾的是没有对中央印刷厂进行专门研究。本文拟对中共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中央印刷厂的运营进行研究,并进一步探析革命与印刷之内在关系。

  一、中共领导印刷厂之组建及中央印刷厂的早期发展

 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,党的宣传品一般由商业印刷所承印,后因北京政府加强了对印刷厂的管控,致使其不敢随意承印共产党的文件。“五卅”运动后,共产党的宣传品更难以在商业印刷所中印制。不得已,中共在上海等地创办地下印刷所。1925年6月,国华印刷所在上海闸北成立,印刷《向导》、《中国青年》等报刊杂志。和记印刷所在1925年10月至次年6月间运行,亦位于上海闸北。文明印务局创办于1926年10月,位于上海新闸路[5]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,国民党查封了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革命报刊,使共产党的宣传网络被破坏殆尽。

 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,中共在国统区仍努力创建并维系了一些地下印刷所。地下印刷所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,主要分为以下几种:承印外来印件的中小印刷所;不接外来印件专印党的宣传品的小型印刷所;外部为其他商铺、内部设置的秘密印刷所;家庭式的秘密印刷所等。当时建立的“地下印刷所”,仍以上海最为集中,现将1927年至1935年中共在上海建立的地下印刷厂进行简要统计,见表1。

  

  由表1可见,这一时期中共领导的每个印刷所经营的时间都较短,概因印刷机器开动响声难以掩蔽,时间稍长即引怀疑。在遭遇敌人搜捕之时,笨重的机器与大量的印刷品很难迅速转移和隐藏。此时的机器绝大部分是依靠党组织的经费来购买,相对简陋,一般只要具备对开铅印机、脚踏圆盘机、切纸机、手摇铸字机、纸型机、铸版机及字模等即可开始印刷。由于电力的缺乏,印刷的很多工序依靠人力来完成。这一时期印刷所经营最难解决的问题当数工人的雇佣,印刷所服务于党的宣传品印刷,为加强保密性,印刷工人为以党、团员为最佳。但是在印刷工人中,党、团员所占的比例很少,中共对此的解决办法是由党、团员担任印刷所的主要负责人,其余工作人员则通过私人关系,寻找同情与赞同共产革命事业者加入印刷所。

  中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,政治环境相对稳定,但是物质条件艰苦,各级政权及党的组织努力克服困难,创建了一些印刷厂。在中央苏区,就设有中央印刷厂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印刷厂、财政人民委员部印刷厂、《青年实话》印刷所。此外还有福建苏维埃劳动感化院印刷所、江西苏维埃劳动感化院印刷所、胜利县平安寨工人印刷合作社等。

  中央印刷厂原名“中央印刷局”,是1931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下坡坞建立的中央直属印刷厂。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,改名为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印刷厂”。中央印刷厂设备比较齐全,是当时苏区最大的印刷机关。印刷厂的主要设备有:三部四开机(一台铅印机,两台石印),五部对开机,十三台石印机,一台浇字机,两架照相机,一部圆盘机、切纸机等。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,中央印刷厂印制出了大量的印刷品,主要有《红色中华》、《斗争》以及各类布告、文件、小册子等,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印制钞票③。

  中央印刷厂直属中共中央领导,服从宣传部门的工作安排。该厂在运营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管理机构,厂长与总务处主任掌握大局,并在印刷厂分设不同部门,进行层级管理(详见图1)[6]45~46。中央印刷厂的技术人员主要是中共中央从上海商务印书馆带来的,为使这批技术人员顺利进入苏区,也是颇费周折。为了躲避国民党的查询追捕,这些工人都化妆成卖艺、卖唱的文艺工作者走山路进入苏区[6]48。其他非技术岗位的印刷职工多是江西、福建等地的居民,且女工较多。印刷厂还设有党支部、团支部及工会等党务组织机构,党支部书记一般由厂长担任[6]46。工会在工人中以登记、填表的形式发展工会会员,还组织工人搞生产竞赛、文体活动、演戏、星期六义务劳动等活动,组织工人赤卫队保卫工厂的安全,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加强其政治觉悟。

  

  (图1) 中央印刷厂组织结构图(土地革命时期)

  中央苏区对于印刷职工实行工资制度。“中央政府印刷局的印刷工人,在三次战争的时候,是没有工资规定,每人领取另用钱,现在中央政府按照劳动法规定了最低工资,技术较高的工人,按照技术高低规定工资”[7],印刷老工人肖易生曾回忆自己当学徒时每月可拿到六块钱的工资,后来加至八元,一年后增加至十元。至于“伙食费”,每月每人缴三元,月尾分伙食尾子,有时甚至可以分到一块多钱,节庆时期印刷厂伙食房还会为工人“加餐”。工作时间虽明确规定为八小时工作制,一日两班或者三班,但印刷工人工作热情高,为支援革命,时常主动义务加班。与白区“地下印刷所”职工的“不见天日”相比,苏区印刷职工的生活可谓多姿多彩,厂里设有俱乐部,定期组织唱歌、表演,并设有识字培训班。体育方面,开拓出乒乓球台、篮球场及秋千,定期举办比赛。明云曾对印刷工人的新生活进行过精彩的描述:“太阳将要下山的时候,球场上充满了嘻嘻哈哈的笑声,夹着哨子声喝彩声,这是我们印刷所工人在打篮球……俱乐部里面是工人自己布置的,革命标语及图画张贴在雪白的墙壁上,墙报布置得更好。乒乓球的全付器具也在那里。铃响了,一个个的男工女工童工带着笔墨书籍簿子到了……上的是识字课,因为我们工人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是没有读书识字的可能……虽然这样,但大家自信消灭文盲是有把握的。”[8]此外,印刷厂建立合作社,工人可入股,并优先照顾物品的购入,并“对于红军家属切实优待,又到白区去办货来卖,以适应目前之需要”[9]。

  由于印刷原料一般都是从国外进口,再加之国民党对苏区的经济封锁,纸张、油墨甚至铅字短缺的现象时有发生。为保证苏区的印刷宣传事业,印刷工人尝试各种办法保证印刷事业的顺利进行。铅字缺少,就自己铸字,铅块不够,就刻木质活字替代,油墨供应不全,就使用墨烟拌植物油代替。在替代品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有“风管”的制作,《红色中华》还曾经对这一替代品的发现进行了宣传报道:“过去熔银炉上的风管,必须兴国出产的一种石砂来制造,现在发明了古城有一种白石可以代替,不但是价廉物美而且经久耐用。前一种每天须用二三支,后一种每一支能用二天。每支的价值约大洋六角。每月可节省三十元左右。”[10]此外,工人们还对印刷机器进行改造,“过去纹银皮的机器因构造不完备所以生产滞钝,可是现在工友们把它们改造了”[10],使得生产效率提高,过去每天每班要六个人且只能两千八百两的数量,现在生产量可以达到四千两,而且只需要五个人。

  1934年10月,苏区中央领导机关及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进行长征。此时,原在中央苏区出版印刷发行的各种报刊大部分停刊,各出版印刷发行机构相继停业,机器设备或被拆或被埋,工作人员或随军长征或留守驻地打游击,中央印刷厂也被迫解散。一时间,曾轰轰烈烈的红色出版印刷事业,落下了帷幕。1937年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后,随着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推进,在南方留守的坚持游击的红军陆续接受国民党的改编,投身于抗日事业中。至此,中央苏区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,作为宣传革命精神食粮的出版印刷事业也在苏区画上句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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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魏文享 陈春兰 工作单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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